云南空管分局顺利完成昆明至河内通信线路升级改造完成项目组自验收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影响最大的是两大脉系，即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同时，人们的社会地位越低，获得劳动产品的份额越小，作为社会底层的奴隶则完全被剥夺了财产权。显然，现代社会废除了公开不平等的特权，将权力关系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即政治权力关系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经济权力关系建立在民事契约基础之上，弱化了权力关系的强制性，使之具有了自愿的结构外观和自由的精神气质。

如果人们的需求（包括生理、利益、信仰、爱好、情趣等）是共同的，就可能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社会安排和最好的生活方式。当所有的人都被驱赶到这种极端的效率轨道之上，功利的竞争与利害的角逐便导致了人心失衡、人身失调、人际失和、人世失安，致使心性烦躁，心智浮躁，心情急躁，心灵枯燥。如上所述，无论是特权身份制的传统社会，还是契约身份制的现代社会，其共同特点是人们存有标示着社会等级的身份差别。换言之，自愿共同体的法治寻求的不是国家法模式那样跨民族、种族、宗教以及文化的广泛普适性，而是适用于本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特定普适性。但现实中，权力仍然呈现一种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等级中的人们仍然不平等。

从推崇献身神坛的自我奉献转向鼓励个人发财致富的自我获取。为了缓和冲突，解决纠纷，维持秩序，结构化的公共权力便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民族国家的主权概念表明了它具有特定的边界，国家在边界之内可以行使主权。

由此，哈贝马斯开始转换视角，把主观权利纳入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论体系来加以理解。伴随着对自由放任市场的干预和国家权力的强化，实证主义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哈贝马斯的权利理论虽然具有上述诸多贡献，但是像其他一切权利理论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局限。因为"相互授予权利这个环节仍然是一种比喻性事件"，"如果不建立一个国家权力机构或不发挥国家权力机构的功能"，这些权利"就不可能持久确立"。

"根据商谈原则，只有那些可能得到一些潜在的相关者--只要他们参加合理商谈--同意的规范，才是可以主张有效性的。另外，将权利托付给国家的实在法，其前提是这种法律应具备合法性。

在德国，如果说在私法领域还能够从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找到某些具有现代适应性的规则，那么在公法领域把目光转向历史传统则徒劳无益。【摘要】权利是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多种多样。二是诉诸法律来保护自由和权利。

至于实用主义的人权观则更不可取，因为它变幻无常，捉摸不定，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工具主义人权观乐启良：《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耶利内克的这一观点剥离了国民的主体地位，是对国民主权的贬损与降格，受到马尔贝格的强力批判。[17]但马尔贝格认为，这是对国民主权原则的误读。

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能行使它没有明确授予的职权。此外，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密不可分，契约之下，人人平等，无法产生凌驾于个人之上更高级的法人，也就不能产生公权力（la puissance publique）。

在1791年的宪法文本中，代表应表达国民意志。马尔贝格对旧制度君主制的批判以及权力必须受到限制[48]的提倡，促成了现代公法的诞生。

[38]例如，在国家立法权与国家司法权的关系面向，马尔贝格坚持形式上的法标准，认为只有立法机关才能制定法律，司法机关不能造法。[58] 3．实证主义方法的精巧运用，使之重返法国宪法学研究的主流 宪法学自诞生以来，诸多学者尝试运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确立一种法学方法上的宪法学。国家机关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规则和程序中行动。[23]因此，马尔贝格认为，人民主权下的民主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参见P.Brunet, Vouloir pour la Nation. Le concept de représentation dans la théorie de lEtat, Paris, LGDJ, p.45 et s. [36] 参见乐启良：《西耶斯对卢梭的隐匿批判——论西耶斯的主权理论》，载《世界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对此，马尔贝格反驳道，法律只有在符合宪法的条件下才是合法、有效的，只有在真正的制宪权及宪法权威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保证法律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

所谓原生机关，指直接代表国家权力的机关，如君主、组成选举集团的国民，而次生机关则是一次机关的机关，如议会、总统。欧盟等区域化组织的出现促进了全球化的加速，国家一般理论继续式微。

（一）明确国家机关的范围：国家机关理论中的机关 耶利内克认为，国家机关虽不具有独立于国家的人格，但涉及国家权力行使的方方面面，因此外延十分广泛，包括选民、国家元首、行政首脑、部长、省长、法官、公务员以及整个国家官僚体系。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国家的法律人格？拉班德认为，国家与国家权力纯粹仅是概念层面上的区别。

勒内·卡比当还启发戴高乐总统，应采用全民公投对议会进行理性制约，连接代表制与直接民主。至于政治统一体如何克服内在的分歧，如何营造必需的同质性，并非宪法的职责所在。

这里的主权便指国家统治力。马尔贝格则拒绝所谓的社会学路径，仅从法律规范上研究国家。[40]但当时的许多法国公法学家主张以（强制）委托理论（la théorie de la délégation）来理解代表的功能，即代表首先是被委托人（délégué），国家法人将意志的表达委托给代表。马尔贝格也部分赞同，国家和国民是主权主体的一体两面。

马尔贝格尝试建构一套符合大革命宪法的国家机关理论，并与旧制度的代表制理论（代表是其领主的代理人）、德国的国家机关理论（将国民降格为国家机关）及法国的强制委托理论（代表机关的意志受制于选民意志）相区分。而在大革命确认在国民主权原则下，国家最高权力完成了质的转变：从法律秩序外部回到国家法律内部，从而低于宪法，高于其他国家机关。

马尔贝格认为，在规范层面上，唯有抽象的法律人格，才能将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对不同行为作为一个实体进行责任追究（例如公务员的渎职行为将导致国家赔偿责任），也才能解释与国家责任相关的法律设定及机制。[70]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宪法学理论中国家与国家机关复杂关系的两个命题可以得到一定厘清： 其一，关于国家与国家机关是单一主体还是多元主体的问题。

国家在法之下，这是法治国家观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尔贝格国家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论点。21世纪初，民主理论超越国家概念范畴，地方民主、国际民主、社会民主等概念冲击传统代议制民主。

二、大革命与国民主权：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论证 为什么要返回法国大革命寻求国家法学思想依托？马尔贝格认为，法国大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确认国民主权（la souveraineté nationale）原则，由此创设了国家概念与国民主权之间的直接联系，将国民法律人格化，并与君主主权及人民主权相区分。而作为建构者的马尔贝格，则提出了以国民主权为基石的各项国家学说，并在法国乃至欧洲产生极大影响，也引发了一定争议。同前注39，t.1，p.62:国家的起源对于法律科学而言仅仅是一个事实，不需要进行法律确认（la naissance de lEtat nest pour la science juridique quun simple fait, non susceptible de qualification juridique）。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能行使它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威。

马尔贝格最后一部作品为《法律形成理论与法国实证法确认的制度与思想之冲突》[7]，提出了法国宪政体系下独特的现代国家组织原则以及国家法人理论，并对凯尔森和默克尔(Merkl) 所建立的法律位阶秩序理论提出了商榷：认为法国宪法体系并不是按照法律规范位阶排列，而是按照国家机关之间的地位位阶而建立。[28]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受现实主义影响，狄骥及其簇拥者认为，国家人格仅仅是一个圈套或者说一个神话，唯有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方可揭开其神秘面纱。

但近年来，欧洲恐袭频发，国家父爱主义的思潮似有回溯，一种潜在的将社会共同体纳入国家的学说慢慢显现，用以支持代表的整体性，国家的法人人格也重新被提出。其他国家机关围绕宪法组织起来的国家而工作，形成国家意志。

马尔贝格进一步回答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家可否不通过国家机关实现意志呢？马尔贝格首先梳理耶利内克和基尔克（Gierke）对此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之差别。马尔贝格出生于1861年的法国阿尔萨斯。